70后这一代人中间，我属于最年轻的一批，虽然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大饥荒，生命中却也不乏苦楚的记忆。每当回望四十余年的社会变迁，我感触最深的还是餐桌上那小小的一碗粥。从我记事的时候开始，不同种类的粥就一直烙印在我的脑海里，成为一笔难以释怀的精神财富。
　　我出生、成长于鲁北黄河岸边，那里村落密集、人均耕地十分有限（最多时每人也不过八分田），记忆中的第一碗粥仅仅是稀稀的玉米糊。那时候，村里的土地刚刚由生产队转换到家庭承包制，农业机械和耕作方式还比较落后，庄稼收成并不好，根本无法保证全家人一年到头都能够吃上白面馍，更别说卖粮换取大、小米熬粥了。通常，祖孙三代人的饭桌上只有一盘炒菜，外加自制的萝卜咸菜或豆瓣酱，主角便是一碗碗的“糊涂”——玉米饼子难以下咽时，正是它大显身手的时候。即使这样寡淡的玉米糊，通常也要十分节省才行：我和大两岁的哥哥手捧两只搪瓷碗，他的碗口稍大一些，我的不过拳头大小。我俩一般能够顺利喝完第一碗，之后如果再添，那就必须按勺分配了。
　　上小学以后，我家饭桌上出现了第二种粥。那是一种土话叫“面碴”的东西，其实就是将玉米糊中的原料换成了小麦粉，类似于现在我们喝的疙瘩汤，但当时的浓度和食材丰富性远远不够。即便如此，这已经给幼小的心灵带来莫大的惊喜与安慰了，毕竟不必天天喝玉米“糊涂”了。尽管生性腼腆，然而一旦出了大门碰到有人问我“吃了吗”，我会毫不犹豫、顾不上言辞逻辑地张口就来一句：“喝的面碴！”仿佛能够喝到这种粥，我就显得高人一等似的！
　　不记得具体是哪年哪月，家里一下子实现了 “大米粥自由”，但印象很深刻的是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再次流露出相比于小伙伴儿们的“优越性”。学校离家四公里，一年四季早出晚归——早晨六点半到校跑操，晚上九点下自习回家，一日三餐都要在教室里吃。学校会将学生们从家里带来的包子或者馒头加热一下，这样能够保证我们吃上热饭，当然也提供窗口售菜服务，我印象中几乎没有光顾过。为了给我增加营养，父亲从外地买回一个保温杯——铁壳包着暖瓶内胆的那种，只是个头很小，现在想来容量不过二三百毫升的样子。如此一来，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会抓一小把儿大米进去，然后倒上开水扣好盖子，这样第二天在教室里吃早饭时，就可以喝上热粥了。现在还清晰记得，打开杯子那一刻飘出来的暖瓶胆味道，还有周围同学羡慕不已的目光。
　　后来到了高中时代，我基本脱离了父母提供的舒适饮食圈，尽管饭菜品种选择的自由有了，却变得十分省吃俭用起来。每次看到食堂里足量供应的热粥，想想在大田里挥汗劳作的父母，我常常会心生退意。那时候喝最多的是白开水，扁平的快餐搪瓷杯只要一毛钱就可以打满一大碗，端到教室里堆满书籍和试卷的课桌上，能够美美地享用半天。大学读书期间，每一次离家回学校，父母都会小心翼翼地交给我宽裕的生活费，已在县城一家工厂里上班的哥哥偶尔也会帮我，加之我课余时间做家教的报酬，这些都使得我完全实现了米粥自由，身体也逐渐壮实起来。工作之后，我逐渐学会了使用砂锅、高压锅和电饭锅等各式炊具熬粥，大米、小米、薏米、八宝粥都曾端上家里的餐桌，有时还会加上南瓜、地瓜甚至是皮蛋，花样就更加丰富了。饭饱之后的甜美之情，总会混杂着一丝过去苦涩的影子，那些有关粥的记忆渐次沉淀于脑海深处。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现在回想起来，我丝毫没有对过去艰苦生活的怨言，反而要感谢它：是艰苦朴素历练了我不屈不挠的性格，只有经历苦楚才会体验到甜美的真正滋味。每次端起一碗粥，心中漾起的不仅是知足于当下的幸福生活，还有对父辈们辛劳与期冀的感恩。那小小的一碗粥里，凝聚着庄稼人的辛勤劳动，也总会照见求学时代的苦涩回忆，鞭策我不忘初心、继续奋斗，为了更加美好的明天。（作者：李方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