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的脚步总是比人们想象的要快，迄今我已退休二十多年。卸任离岗后，虽不再站在讲台上传道授业，但学校的一草一木都让我眷恋不已。我看到山科大在教学、科研、建设等各方面飞速发展，满心都是欢喜，也总想把这份喜悦与大家分享。作为山东科技大学第一批投身计算机领域的人之一，目睹学校如今的欣欣向荣，心中更是感慨万千。过往的许多事情都令人难忘，尤其是我校第一台数字电子计算机“TQ-16”的故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

一、萌芽：困境中探索之光

“文革”年代，学校停课，学生、教师没有了学习和教学任务，跟随着政治运动大潮逐浪前行，许多人开始为此忧虑。到了“文革”后期，学校几位年轻教师在茶余饭后交流时，都觉得青春就这样浪费实在太可惜，应该探索前沿学科。当聊到“电子计算机”这项新科学技术时，大家一拍即合，决定从这里入手。于是，袁云耀、吴哲辉等老师负责寻找并召集合适的人员，根据各自的专业特长做准备。我因有一定的电子学基础，便开始承担收集研究计算机组成结构（硬件）方面的资料的任务。吴哲辉、袁云耀、张孝令等老师有数学专业特长和行政工作经验，就负责软件相关事务以及与上下各方沟通联络。

在那个特殊时期，跨学科钻研新业务很容易遭到非议，所以只能各自默默准备，不断积累知识。经过年月的积累，一支山东矿业学院计算机“隐形小分队”初步形成。时代在推进，被“读书无用”论禁锢的思维渐渐放开，“小分队”成员分别前往相关高校交流学习。我很幸运，在去山东大学交流学习时得到了数学系杨主任的认可，也受到了山大计算机筹建人汪嘉业、郑玉林、马绍汉、张景怀等老师的热情接纳，他们既是我的同行，也像我的师兄一样。

二、曙光：辗转沪上求机遇

那时，我和袁云耀老师去上海拜访正在老家度假的汪嘉业老师，向他详细讲述了我们的准备情况。经过商讨，我们初步选定上海计算机厂生产的“TQ-16”数字计算机作为购买目标。在学校教务处党支部书记尹先英的支持下，我们再次前往上海向厂家咨询，或许是我们的赤诚之心和对计算机知识的热衷打动了厂家，在没有签订正规协议和任何承诺的情况下，我们拿到了该厂“TQ-16”全套主机设备的硬件电路图纸和资料。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一边和厂家保持密切联络，一边认真研读图纸。我们住在福州路的一个招待所里，起初我和袁老师住在六人间的上下铺，袁老师因为要在上海和学校之间来回奔波，多数时间不在上海，我便从上铺换到了下铺。这张床晚上用来睡觉，白天就当成书桌，上面堆满了图纸，天天如此，生活十分单调。好在我懂上海方言，和别人交流倒没有障碍。只是时间久了，招待所的服务员都觉得我是个怪人，常常窃窃私语，“这人来到大上海，不去逛街不知购物，天天就盯着那些画满密密麻麻线条的图纸，真不知道他来干啥。”

当时，上海计算机厂的订单多得爆棚，订货的生产日期几乎都要推迟到一年半以后，这可急坏了我们“计算机小分队”。大家都明白，一旦错过这个机会，之前的努力可能就白费了。很快，“小分队”达成共识，决定冒险一试。那时，通讯条件很差，打电话是件奢侈的事，“小分队”成员之间只能靠写信交流，而当时在上海负责计算机相关事宜的只有我一人，无人商议。

虽然继续推进计算机项目会存在风险，但就此放弃就意味着失败。于是，在没有得到校领导授权的情况下，我和厂家约定了草签合同，并签了名。厂方认可将我们入厂咨询交流的日期作为订货日，以这种特优方式大大提前了我们在供货排队中的位置。

在计算机科技狂潮中抢夺先机是学校跨越的重大一步。正巧，当时教务处的杜亚伯老师来上海出差，他得知这个情况后决定和我一起在合同书上签字帮我分担风险。与此同时，吴哲辉、袁云耀、张孝令几位老师也在学校向校领导宣传计算机技术的先进性、阐述学校筹建计算机项目的可行性，对学校计算机项目的落地起到了推进作用。

三、攻坚：忐忑奋进获认可

功夫不负有心人。校党委决定召开会议，听取关于计算机项目的汇报。这下“计算机小分队”成员和支持者们都十分高兴，而我既兴奋又担忧，毕竟汇报的是一份“先斩后奏”的合同。汇报前一天晚上，我的心情忐忑极了，张孝令、袁云耀两位老师跟我说：“明天好好汇报，要是成功了，你就是大功臣，要是没成，可就麻烦了。”那一晚，我几乎没怎么合眼。

第二天，会议由王绍武书记主持，很多党委高层领导都到场了。事已至此，我们只能尽心尽力地详细汇报，阐述学校计算机科学项目的重要性、前景，以及我们这几年的准备情况，对领导们提出的问题也一一认真作答。让我没想到的是，校领导当场拍板通过了立项议案。我立刻呈上已经签署的合同，王书记审阅后，不仅没有责怪我们的擅自行动，还欣然认可了这份合同。这时我才后怕起来，要知道，当时那台计算机的价格是85万，在那个年代，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后来，学校成立了计算机筹备组，成员有吴哲辉、藏桐村、我、程勇、徐培福等人。有人打趣说：“咱们这‘小分队’这下整编成‘正规军’啦！”

四、验收：设备调试见实力

没过多久，厂方通知我们产品已生产完成，请学校派人前往参加出厂调试和验收。吴哲辉老师作为领队，带领11人前往上海。我们住在九江路一家小旅馆里，房间里摆着好几张简易床，几乎和通铺没什么两样，吃饭也很简单。不过，大家心里都热乎乎的。后来我们换到计算机厂食堂就餐，那里的饭菜就丰富多了。

当时的入厂统调跟现在的计算机调机完全不同，要按照各个功能部件逐个进行试调。刘师傅等几人是厂方派来我们组的调机师。记得有一次，吴老师询问机器系统软件的入口地址时，厂方的软件师傅非常警觉，不仅没有回答，还反问：“你要干什么？”因为一旦我们得到入口地址，该机的系统软件就有可能被我们破解。看来我们是厂家遇到的第一个问这种问题的用户，他们也由此见识到了山东矿院计算机人的实力。调试过程按照厂方规则，用户方人员只能在一旁观看，不能动手。调试运控部件时，状态显示台上密密麻麻的小灯不停闪烁，我看到厂方调机师刘老师头上直冒汗，感觉机器可能不正常。凭借我对电路图纸的研读分析，觉得肯定有一处线路出了问题。但我也不敢贸然开口，直到刘老师离开去抽烟，我才趁机翻开电路板检查，果然发现有电路连错了。我真诚地向刘师傅建议，让他检查一下我指出的部位接点是否有误。他疑惑地看了我好一会儿，才去查看，结果真的是线路焊点错了。修改焊接点后，机器运行恢复正常调试状态。从那以后，刘老师认可了我们的技术，对我们也有了信任，不仅让我们参与后续的统调工作，甚至还允许我独立调试。这在该厂也是第一次允许用户直接参与统调。经过几天的连续运行，“TQ-16”计算机顺利通过验收。随后，它被分解成各个大部件装箱，用两节火车货箱，由上海铁道择日运往学校。

五、启用：自立自强创辉煌

货物运到泰安时，新盖的两层计算机楼已经完工，就等设备入驻。厂家原本约定半个月后择时来学校开箱安装调试，但为了节省时间，我们筹备组决定自己动手，夜以继日地赶工安装调试，没想到试运行一次就成功了。在我的记忆中，徐培福、程勇两位老师为首的调试小组最为辛苦，徐老师主调磁芯环内存部件，芝麻粒大的磁芯和细如发丝的导线成千上万结点。程勇主调存储磁鼓、磁带机，技术要求读写磁头与磁面缝隙是几十分之一毫米。这些操作要求手艺精细又繁杂，身强力壮的小伙简直变成了苏州绣馆的绣娘。在山东科大计算机的发展历程中，他们功不可没。

矿院有了首台计算机的消息不胫而走，轰动了泰安校区及周边许多部门，各单位的人纷纷前来参观，现场热闹非凡，就像过年一样，大小车辆进进出出，比泰山景区还热闹。等上海计算机工程技术人员来校安装调试时，发现设备已经正常运行多日，他们既惊讶又欣喜，毕竟这是他们建厂多年来，首个由用户自己独立安装调试运行的案例。

再后来，计算机“TQ-16”（即图强16）的厂商为了在山东宣传推广该产品技术，以我校为基地，在科大济南校区的大合班教室举办报告会，驻济高校、科研机构、机关部门的好多人来参加。宣讲会场，我看到悬挂的“TQ-16”结构流程图有错误，便指着其中一个“框图”向现场讲解员提出疑问：“判别选择框应该有一个入口两个出口，可图中只有一个出口，另一个出口指向哪儿了？”这让厂方讲解人面露难色，他核查后，承认是错了，回厂后要求相关部门进行修改。这件事再次彰显了科大人在计算机领域的功底。

六、传承：星火壮大已燃炬

在山科大“TQ-16”运行后，年复一年，学子们争先恐后上机使用操作，学校专业设置与计算机相应的专业学科也应运而生，为学校后来成为新型综合理工科高校打下良好基础。

“TQ-16”属于第二代数字计算机，由晶体管分立件组装而成，运算速度无法与现在的计算机并提，而且体积庞大。其运控部件（相当于现在的CPU）与办公室文件橱一般大，存储部件（相当于现在的内存条）也同样如此。可不要小瞧它，当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究和试爆就是用类似于“TQ-16”机器实现的。

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计算机设备一代代更新。PC机出现后，“TQ-16”渐渐淡出教学，现在也不知它沉睡在何处。但它培养出了大批计算机方面的人才，它的功绩和老一辈计算机人艰辛的付出永远铭刻在科大计算机史上，科大计算机人的精神也将永远传承。虽然我们这些老计算机人年事已高，但精神依旧。希望这篇回忆性文章，能为山科大计算机史增添一抹色彩，也让科大的学子们了解前辈们的创业故事。（作者：钱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