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画室开了不过几年，名气却似开了几十年的老店。
　　最初只有一楼，只收十岁以上的孩子，后来变成四楼，收六岁以上的孩子。每个周末，送孩子来的车像是要挤到天边去，尾气熏得阳光都厚重了起来，一层一层的涌起热浪。
　　画室的经营者是个有心人，面向青树葱茏的那一面用的是镀膜玻璃。远远地从外面看过去，四楼的建筑被那些疯长的树隔成一块一块的，绿的蓝的红的玻璃把光都聚在一起，满心满眼只有这一个地方，和着小镇特有的天，宛如浑然天成的一幅画。孩子们闲时趴在玻璃上往外看，惊奇地发现阳光有了好多颜色，世界变得柔和起来，叶上的光变得厚重，缓缓流动，像极了高年级孩子画的油画。
　　能做到这一步的到底不算什么普通人，当然，他也没打算费尽心思去掩饰光芒。艺术家多多少少都有怪癖，我想。
　　和白洛川认识是个偶然的机会，那个时候的他身份已经暴露，来求学的人越来越多，不得已要扩大画室的规模，经人介绍，他把装修一事全权交给我们。后来我就以东道主的身份带他在附近好好转转，一来二去，竟成了他在这个地方为数不多可以说得上话的人。
　　白洛川才来的时候没有什么名气，毕竟一个偏远的小镇天天要担忧的无非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艺术这两个字带着那么点不染世俗的仙气，虽然有那么几个人有过向往，但那么点虚无缥缈的仙气可压不过小镇的烟火。
　　没人去他的画室，倒是落个清闲，他就自己支个画架在小桥边上画拂柳，画野草，画顽鱼，也画行人。人们走过的时候，看得懂的一两个人发出赞叹，老一辈不太懂现代画派的只能两眼溜溜一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有人拍了照片，顺着互联网的脉络一走，白洛川被围观的“热闹”日子就开始了。
　　就这样过了三年。
　　白洛川学会了和邻居家大爷养的鸡自言自语，不再有事没事拉我出去乱逛；学会挽着裤脚下田抓稻花鱼，糊得白衬衫全是泥还乐呵呵；学会在孩子们央着他讲以前的事时，放下画笔和他们讲一讲北京的天，北京的灯，北京永远忙碌的马路；学会走到小镇那棵不知道野蛮生长了几百年的黄桷树下陪老头子们杀上一盘没有输赢的象棋；甚至学会了大早上陪老人们打着慢吞吞的太极，吃着慢吞吞的早饭。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无所事事却又理所当然。
　　我明明记得他才来的时候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然后祸害我。
　　今年冬天来得有点早，北方的冷空气开了两倍速匆匆南下，杀得还穿着薄薄外衣的我措手不及。
　　“我要走了。”
　　每周三是我和白洛川约好的时间，去县城陪他买画室需要的东西，我想他大概只是需要一个司机。听到他这句话的时候我刚刚系好安全带，准备开车。我以为我听错了，转头去望他，白洛川眼睛一直很清澈，没有有些艺术家的多情，像是一汪清泉，又凉又软。我抬手示意他把安全带系好，然后把手搭上方向盘，食指有一搭没一搭地敲着。邻居家的老大爷赶着他的鸡出去散步，他赶着的那些鸡路过我们车边的时候雄赳赳气昂昂地叫着，算是代替老大爷跟我们打了声招呼，我们也冲着大爷点了点头。然后我开了车，镇上的路不太平，颠得我有些不太在状态。
　　“回北京？”
　　“嗯。”
　　“多久走？”
　　“下个星期。”
　　我没有再说话，车速却越来越快。
　　画室后来的转手工作做得很快，甚至连镇上的人都还没有察觉，白洛川就已经搞定了。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从落脚的那一刻就想好了如何离开。画室的每一个小朋友都收到了来自他们白老师的画：白老师眼中的他们。当然，我这个哪里需要哪里搬的朋友也有他的画，不过我看不太懂，就像我不懂他为什么要在自己盛誉之际离开北京，现在又要在自己在美术界淡出的时候回到北京一样。
　　后来我把那幅画挂在了我家的客厅，每个来我家做客的人都看不太懂。画上的小路用绿色轻轻点缀，尽头是疯长的枝丫，几乎是透明的白色，旁边小小的湖里有一幢岸上没有的波光粼粼的房子，天空是彩色的玻璃，有那么一两个地方是破开的，金色的阳光跃上透明的枝丫，晕开一点点温柔。还是和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一样，两边有一些可以作画的地方被空了下来。
　　我盯着那些白的地方看，像是被扯进了一个漩涡，蓦然想起他告诉我的话。
　　“画画和做人一样，讲究的是可能性。八分盛彩，两分留白，就是神韵所在。”
　　我想起他来这里的初衷，突然明白盛极必衰的道理，就像那些花一样，它们在花期以自己最好的面对告诉世人，然后就开始走向死亡。白洛川在自己最接近太阳的时候退开，是不想灼烧自己，是想再多一点资本，去拥抱它，而不是短暂的触碰。
　　我想起有一次我去海边，那些海浪总是凶猛地扑过来，让我以为下一秒自己就会被吞噬，然而它却在盛极之时退下去，温柔得就如这山川大地上的每一条溪流，结果下一次的攻击是更猛烈的，那些白色的泡沫，在阳光下就像是金色的星星。我永远预料不了下一次海浪会有多高，就像我永远预料不了白洛川会在无完满的人生里多接近完满。（作者：张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