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春，康藏公路还没修到雀儿山。修路的人一批一批上去，有的下了山，有的留在了山上。山那边的兵站断了盐和药。

大雪封了两个月。上级命令运输队三天之内把物资送上山。路没通，卡车进不去，只能走老驿道。

老驿道的向导原本是丹增。去年冬天，他带人进山，再没回来。有人说他逃了，有人说他冻死在雪里。雪线之上，什么也没留下。

没有人敢再领这条路。可盐和药不能等。

翌日，格桑老人领来一个姑娘。她哥哥走过这条路，她也走过。姑娘叫白玛，自丹增走后再不能说话，腰间系着一根打了许多结的绳，站在队伍前面，像山脚下一块不起眼的石头。

班长问她：“你会认路？”

白玛点了点头。

“能走？”

她又点了一下头。

队伍里有个年轻的兵，叫陈虎。他凑过去，弯下腰：“你叫白玛，是吧？”白玛看了他一眼，就一眼，然后移开了。陈虎也不恼，从口袋里摸出一小块冰糖，递过去：“吃不吃？”白玛没接。“行，我先替你留着。”他把冰糖包好，重新揣回去。

队伍出发。十七头驮牛排成一列，铜铃闷闷地响。有人低声说，她哥哥是逃兵。雪很静。那句话很轻，却听得见。

第二天，天地连成一片。有人喊：“路呢？”没人应。队伍里起了怨声：“她到底认不认得路？”“她哥哥不是……”

白玛像没听见。她低头看脚下，又侧耳听风。风从她左边来，把她的头发往右吹。她听了一会儿，忽然蹲下去，在雪地里刨出三块石头，摆成一条线，指向左边。

队伍到了兵站。兵站里有人浮肿，脸肿得发亮，腿一按一个坑。有人在数还能撑几天，数着数着就不数了。卫生员接药箱时手都在抖，说再晚两天，不知道还能不能撑住。

隔天中午，陈虎开始头疼。到了傍晚，疼法不对了，像有人拿钉子从他后脑一下一下往里敲。他喘得重，走几步就要停。白玛最先发现他的异常。她抓住他的手腕，数了数脉搏，又看他的嘴唇。唇已经发紫，指尖也青了。她快步走到班长面前，指了指陈虎，又指了指山下。

班长蹲下去：“能走吗？”

陈虎想笑，没笑出来。“能。”

白玛摇头。她按住他的肩膀，力气很大。班长明白了。“下山。快。”

下山的路被雪堵了。战士们解下绑腿，扎了一个担架。白玛把那半袋氧气和药箱从驮架上取下来，蹲在地上，用三块石头摆出下山的路线，指了指最左边那块。几个战士先往山下赶。

陈虎被抬上担架时，偏着头看她：“白玛，你去。你跟得上。”

白玛没有走。她把氧气袋的管子放在他鼻边，又解开氆氇袍，盖在他身上。

“你留下？”陈虎喘着气。白玛点头。

风大起来。石屋里没有火。白玛坐在他身边，一只手握着他的手腕，一只手按着氧气袋。她不能说话，就哼一支没有词的山歌。声音很低，像风从石头上过去。陈虎在昏沉里听见了，也说话，说自己，说家乡，说队伍里谁的水壶找不着了，说谁再也回不了家了……说到后来，声音低下去，他问：“白玛，你怕不怕？”

白玛摇头。

陈虎笑了：“不怕？那你哭什么？”

白玛别过头，伸手拿走了他袋子里的那块冰糖。

陈虎又说：“山上好多人等药，没等到。药到了，人没了。”

白玛看着他。

陈虎说：“白玛，你叫我一声。”

白玛叫不出。她低下头，用额头轻轻碰了碰他的手背。

天亮时，救援赶到了。白玛的手指冻坏了，指尖发黑，后来再也结不出最细的绳结。她没有说。

回去的路已经被雪封死。白玛带众人改道。

雪路里出现一截旧绳。她蹲下看了很久，认出来，那是哥哥的结，左边压右边。结里掉出一颗白石子。白玛想把结重新打紧，指尖是坏的，打不成。她把石子攥在手里。

他去了哪里，没有人说得清。也许翻过了山。也许没有。

1954年12月，康藏公路通车。路边站满了人，看不出谁修过哪一段。白玛站在人群里，手里攥着哥哥的绳结。

后来，路上有了道班。有人在路边填路、扫雪。陈虎就在其中。白玛有时来，有时不来。她站在道班外头，不进屋。陈虎给她端吃食，她吃几口，放下碗。陈虎就自己说话，说家乡，说战友，说那些没有回来的人。她从不回答，可他知道她在听。

有一天，白玛再来，屋里换了人。陈虎不在了。他没有说去哪，也没有人问他。

许多年后，白玛老了。她不再领路，只爱蜷着冻坏过的指尖，摩挲怀里绳结和白石子的纹路，望着那座山。

山顶的雪常年不化，只有一点点淌下来，汇进江河，往东边很远的地方去。

白玛记不清那些人的眉眼，也不用谁记得她。

山不说话。

但山记得。（作者：曹蓓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