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山夺路》是鼎公回忆录四部曲的第三部。从第一部的“举家逃难”，第二部的“流亡求学”，再到这一部的“烽火征途”，我在不住的叹息里跟着书中的鼎公“一苦再苦”。

这一部主要讲述了鼎公在国民党部队当“大头兵”的经历。抗日战争胜利，国共内战前夕，身为长子的鼎公决定放弃学业，承担起供养家庭的责任。在这样的节骨眼儿上，国民党的一纸招兵公告将鼎公骗入行伍。此后，已是名副其实的“过河卒子”的鼎公，在战争的裹挟下，身不由己地辗转半个中国，直到被俘才停止。这是后话了。

在那样一个山河破碎、满目疮痍的年代，被骗入伍的鼎公痛苦过，绝望过，也一度失去过自己的宗教信仰。在人人朝不保夕的乱世里，鼎公有“充足的理由”随波逐流，破罐子破摔。然而，秉性温良的鼎公在生死流转中留下了善意的种子。本书通篇读来，感觉鼎公的良知像一颗颗珍珠，洒落在一篇篇的文字草丛里，只要读者用心寻觅，就能发现青绿之下的那些“晶莹剔透”。

在鼎公弃学入伍、离开学校前，《安康日报》的副刊编辑支付了鼎公的稿费，以壮行色。这是鼎公生平第一笔稿费，虽然钱数不多，但显然意义重大。然而，鼎公把这珍贵的稿费转给了同班一位更为穷苦的同学。加入国民党宪兵队后，鼎公执行巡查任务，碰到一桩交通肇事案件。一辆军用卡车违反交通规则撞死了一名百姓。车上的军官请求通融，并悄悄往鼎公的口袋里塞钞票。鼎公“突然热血上冲……举手给了他一个耳光”。在后续的法庭上，面对死者家属的起诉，作为证人的鼎公也是实话实说，死者的子女当庭给鼎公磕头。日本关东军投降后，大量军服遗落并充斥于旧衣市场。东北街头常见老百姓穿着日本军服。于是国民党下令限期禁绝，具体做法是，“把这些穿军服的人带到宪兵队门口，门外放着一桶桐油，衣服涂上桐油，就不能再穿了”。鼎公知道这些穿日本旧军服的多数是穷苦百姓，而且这些军服也是他们花钱买的。于是鼎公想到一个办法：把桐油换成一般颜料，老百姓回去拆洗了，到染坊重新染成别的颜色，就可以继续穿了。那时枪决犯人多由宪兵执行。这是一件“美差”，因为不但有“出差费”，还会收到犯人亲属额外的红包。那会儿当了兵的鼎公要养活一家子人，手头很是拮据，但是当班长邀请他执行枪决任务时，青年鼎公一口回绝，理由是“反对死刑”。班长问为什么，答曰：“法律常常改变，人死不能复生。”班长追问为什么还要他复生？鼎公脱口而出：“复生才能悔改。”

就是这样，在那个生灵涂炭的年代，鼎公作为国民党部队的无名小卒，可谓“命贱如蝼蚁”。但这只蝼蚁却“身无半亩，心忧天下”，处处不忘关照那些更为蝼蚁的蝼蚁。

即便如此，1949年农历新年前夕，鼎公还是被俘了。人民解放军攻破天津城时，鼎公所在的国民党后勤队伍躲在一处地下室里。解放军战士搜城，一面在地下室门口喊着缴枪不杀，一面扔下来一枚手榴弹。然而，“叨天之幸”，手榴弹竟然没炸。按鼎公的说法：“大概我们中间有个人福大命大，我们都沾了他的光。”想到现如今定居纽约、已101岁高龄的鼎公，我突然明白那个“福大命大”的人是谁了。

鼎公在俘虏营里度过了1949年的春节。解放军说到做到，大年初二就释放了他们这批国民党官兵。走出俘虏营的鼎公只身面对茫茫大地，举目无亲。家没了，家人也都不知被冲散到哪里去了。蝼蚁还有个巢穴呢！心灰意冷的鼎公只能漫无目的地徒步流浪，左眼因为严重发炎而裹着纱布，身上也还穿着国军的服装。沿途有老百姓特别注意鼎公的眼睛：“你的左眼怎么啦？是不是解放军的炮火打伤的？怎么没把你的两只眼睛都打瞎呢？”鼎公默然无语，作为读者，我也无语。只是，其母若在天有灵，看到鼎公落魄至此，该是怎样的心疼呢！

后来鼎公流浪至上海，随后在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的炮火里拼命挤上了一艘国民党的军舰。几天之后，劫后余生的鼎公才发现，军舰的目的地是台湾。

鼎公写下这本《关山夺路》，距离军舰抵台，已是五十年以后的事了。书中，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家，没有因为当年的战争和忧患而愤世嫉俗、消极避世，而是心怀“大平静”“大良知”，将所经历的种种娓娓道来。道在天地，也在蝼蚁。作为读者，我从本书中读到了中华文化熏陶下生命的顽强与坚韧；作为晚辈，我也从鼎公的这本回忆录里寻得了“大勉励”“大启发”。（作者：仲济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