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山科的退休教师，接到学校美协通知，要征集纪念长征九十周年的作品，并将统一参加全国美展。消息像一扇被轻轻推开的思念之窗，父辈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我默默地打开尘封的相册翻阅着一张张泛黄的照片，久久难以平复心中激动，目光停留在八十年前的那一张老照片……

那是父亲年轻时唯一的照片。因当时条件及工作性质，父亲没有留下可以让我们后人追溯的其他痕迹。父亲年幼时，因为家乡陕西闹蝗灾和随之而至的霍乱瘟疫，年仅13岁就失去了双亲。1936年4月，父亲参加了红军、来到了延安，先后在中共中央八路军办事处、中央警卫团的警卫连（号称“娃娃连”）当兵，开启了他新生命的篇章。

在我们晚辈的记忆中，父亲很少提及他的过往及工作上的事，但铭刻在骨子里的习惯和心里萦绕的记忆总是不经意中流露出来。我很好奇地问父亲走路为什么总是右肩偏低，父亲却笑着说在部队时年龄小，背着汉阳造的长枪习惯了。父亲休息睡觉时，我们是绝对不能触碰其枕头的，若不小心碰了枕巾一下，父亲会猛地起身，圆瞪着眼睛，然后见没事又接着睡，不知是真睡着还是没睡。父亲认真地解释，侦察兵必须时刻保持警惕，睡觉时枪就在枕头下面，那是战士的生命。我们姐弟平时都不习惯盘腿坐姿，时间稍长腿就麻木了，而父亲靠在床头上看书时，不经意间总把腿盘坐起来。父亲告诉我们在延安大生产时期，首长和小警卫员都抽空盘腿而坐纺棉花，父亲当时还是纺线能手，最多时一天能纺2—4两棉花。

父亲在中央警卫团当董必武的警卫员时，非常敬佩老首长在工作时批阅文件、看书、写文章，于是用攒起来的津贴买了支钢笔美滋滋地别在胸前，可惜他不识字。董老在闲暇时总是耐心地教小战士学拼音查字典、学认字，谆谆教导说革命需要更多的有文化的战士，开启了父亲的文化启蒙。在后来的革命工作中，董老见父亲很爱学习，就送父亲去了由徐特立老先生组建的延安师范学习，为父亲后来的工作打下文化基础。父亲虽然自幼失去双亲，但在革命大家庭里感受到长辈和兄弟般的温暖。每当有敌情来袭时，董老年龄大，小战士们就干脆抬起董老转移。在大生产运动时，小战士们更是互相比拼谁开荒多、纺线多……父亲爱这个“家”。

我们姐弟都喜欢唱歌，“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父亲会挥手打着节拍，比我们唱得还要好。父亲还教我识简谱，给我讲述当年冼星海在延安指挥《黄河大合唱》时，令人热血沸腾激荡的场景，路人驻足，商贩都随手拿着秤杆跟着节拍比画。

我拿着父亲那张八十年前的照片，看着看着眼睛湿润了。那是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因工作需要，战友们分别奔赴全国各个战场时的合影。如今照片上的身影已远离而去，但延安的窑洞还在，山丹丹花开仍似火般红艳……

我拿起了画笔，开始画父亲这张年轻时的照片，背景用黄土高原及土窑洞，那是养育父亲的土地，那是陪伴父亲长大并走向革命的摇篮，那里萦绕着老一辈革命家的教诲，那里有嗡嗡的纺车声、小战友们的嬉闹声，回荡着经久不衰的《黄河大合唱》。

六十年前，我曾经画过父亲的画像，是铅笔素描，如今我再画父亲的相片是充满阳光色彩的油画像，而且陕北山丹丹花红艳盛开。（作者：黄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