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少年时代在农村度过，虽然家里安了电灯，可三天两头便会停电。冬日昼短，白天很快也就过去了。庄稼人，大多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一擦黑就吃晚饭，但也不能撂下碗就睡觉吧。于是，剩下的那段时间，无所事事，就显得有些漫长。
　　霜华满地，严寒彻骨，万籁俱静，几乎家家户户都早早地关门闭户。对庄户人来说，冬季是一年中最悠闲的日子，可他们懂得珍惜每一寸时光。通常，母亲刷锅洗碗喂猪一通忙活，收拾利索后，便把煤油灯端到土炕中央的方桌上。一家人守着火炉干些零碎活，来打发这寂寞的夜晚。
　　最热的炕头，是专属于姥姥的地方。她盘腿往那一坐，伸手从窗台拿过她缝制了一半的虎头鞋。黑色的鞋头上，用针线和布条勾勒出的虎眼、虎眉、虎嘴、虎鼻，红、黄、白间杂，轮廓清晰。我不知道，那栩栩如生的图像，大字不识的姥姥，是如何惟妙惟肖地描画出来的。缝完一部分，随着色彩的变化，姥姥要换一种线。她屁股往前挪挪，脸凑近油灯，用嘴唇将线头抿抿，再用两个手指肚捻捻，然后把针线举到老花镜前。左厾厾、右捅捅，可那线却故意捣蛋似的，怎么也不肯穿进针孔。这时，姥姥便会叫我：“小儿，过来帮姥姥纫上针。”我接过针线对准针眼，只一下便穿好了。姥姥不光做虎头鞋，还纳割绒，用碎布条给我们拼缝书包，手里从不闲着。
　　母亲坐在炕的另一头，一针一线纳着她那似乎永远也纳不完的鞋底、缝补着一家人那似乎永远也缝补不完的衣衫。母亲纳鞋底的姿态，优雅得宛如一幅动感的画卷。她左手拿着鞋底，右手捏着穿好绳子的钢针，中指戴着一枚顶针，面前还放着针锥和尖嘴钳。母亲先用锥子把鞋底扎透，拨出来，再顺着锥眼插入钢针，用顶针用力一顶，针就穿过了鞋底，拿起钳子夹住针尖一拽，“刺楞”一声，一个针脚算是完成。她时不时会把鞋底凑到灯前，看看纳的针脚齐不齐，纳过几针，又会把针在头顶的头发里蹭蹭。随着煤油灯的燃烧，灯芯上不时会结下灯花，灯也变得昏暗起来。母亲用针剔掉灯花，再将灯草往上挑挑，屋子里顿时变得光亮起来。那节奏分明的“刺楞”声，像一曲流觞，流淌在时光的河，流响在寂静的夜。
　　父亲和我们几个孩子也不得闲。我们有时候拧棒子，有时候剥花生、鮨棉花桃，没事的时候就拆从生产队领回来的碎布条……当然，我最愿意干的活还是剥花生，因为剥出来的“秕子”，父亲会允许放在炉口的铁圈上烤来吃。无剧可追，无网可游，无圈可看，甚至没有明亮的电灯。可就在那昏黄、摇曳的煤油灯下，一家人说说笑笑，其乐融融，不知不觉便驱走了冬日的严寒，也打发了漫长的冬夜。
　　每当回想起那时的冬夜，我便不由地想：其实，生活并不一定要有“诗和远方”，但它一定离不开亲情的陪伴，离不开最现实的人间烟火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作者：刘明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