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在19世纪40年代后期讲课内容的整理，从基层社会的乡土性质出发可以洞察基层社会对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在物质资料并不丰富的40年代，费先生对于乡土社会学知识领域的开创，是基于他深厚的理论功底与扎实的田野调查，这种对待学术问题认真严谨的态度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
　　中国乡土社会的乡土性的特征发生了些许改变。“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第一篇文章《乡土本色》开宗明义，点明了中国基层的特征：乡土性，也点明了费先生在此关注的对象具体到乡下人，从乡下人这里窥见中国的基层社会，进一步洞察基层传统这个方面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一提到“乡下人”这几个字眼，很多人的脑海中会盘旋着 “土气”二字，费先生指出主要是乡下人靠农业谋生的缘故，才使得用“土”这个字形容乡下人。乡下人对泥土有一种天然的敬畏，在人和空间的关系上来说，讲求安土重迁，造成了人口的流动性较低。就目前的基层社会来看，有着些许不同的景象发生，流动性恰恰成为很多乡下人普遍追求的向往。究其原因，是因为教育使得人们的思想发生了改变。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和高校的扩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借着教育这个跳板得以实现阶层的跨越，成为城市建设的中坚力量。还有一些年轻人，不愿意在家中吃种地的苦，纷纷去到城里打工，于是出现“空心村”“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的现象。接着，费先生分析出由于乡下人的“土气”使得乡土社会是一种 “熟人社会”，在乡下，我们很少见到签合同以订立契约的，大部分是口头约定。在后文中的《差序格局》中也较为通俗地展示了中国基层社会中的社会结构。费先生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于是就有了远近、亲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圈子，每个人根据推己及人的私人道德来确定对他人的态度和行为。
　　基层社会的精神文化风貌发生了改变。在大多数人的印象当中，乡下人对于文化知识的掌握是很不擅长的，在《文字下乡》和《再论文字下乡》中，费先生从两个方面讲到了乡下人的“愚”的原因，一是空间阻隔，乡下人的社群是亲密社群，圈内人之间都有一种特殊语言，其中包含了一些特定的语言习惯以及动作、表情等，可以使得沟通更加顺畅，但是文字固有的弊端和局限性使得面对面的交流不够直接和通畅。二是时间阻隔，在一个极少发生变动的社会中，人学习的来源就是前人的经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中祖辈会通过教化来传授给子孙知识，所有人都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关于教化，费先生在《长老统治》中有进一步的论述，在社会稳定的继替中产生了教化权力，而年长的人就是实行这一权力的主体。现代中国的基层社会中，这种空间和时间的阻隔正在随着现代化的来临渐渐瓦解。就发展农业来讲，科学的种植技术以及新销售门路等迅速变更，使得知识在农村的用处越来越大，农民需要接触新兴技术进行耕种，找到新的销售门路，比如“开网店”以及“直播带货”等，于是农民的交往对象范围逐渐扩大，农村虽然还是相对静止的一方，但因为交通和信息技术的发达，也逐渐变得开放。另外，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日益丰富，也对精神上的美好生活产生了极大的需求，于是 “农村书屋”“乡村小学”“文化下乡”等的兴起就迎合了农村人对精神文化的需要。同时，对于基层工作者来说，重视基层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到农村人尚存的“乡土性”，意思就是说不能只高谈阔论深厚的理论，而是要注重在工作中创新工作方法，立足民生、体察民情，这样才能使老百姓能够听得懂、听得进。
　　《乡土中国》为我们思考乡土社会的传统与更迭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路，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基层社会是中国发展的根，乡土社会具有的生命力支持着今天的乡村振兴事业如火如荼地发展。在全面脱贫取得胜利的当下，乡土生活越来越令人心神向往，这将是我们更加前进的动力，激励我们坚定地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作者：刘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