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叶派诗人是20世纪40年代以《中国新诗》等刊物为中心的诗人群。九叶派诗人在文学观念上主张“人民的文学”和“生命的文学”的综合。他们创作的大部分诗歌是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期间，黑暗现实和反动政策的控诉与抗争。
　　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在西方，凤凰是浴火重生的鸟，在东方，浴火重生的是采诗官已采风五千年的国度，它摆脱厚重的枷锁走向光明。光明来临之前，黑暗最为浓重，但是黑暗也压抑不了即将破土的黎明。黎明化身千万希望新苗顽强生长，绽开的每一片嫩叶上都托着甘露一滴，待一朝尘尽光生，照破山河万朵。为笔礼赞新世界的其中一枝上生有九叶，叶叶不同，其诗文脉络是在黑暗中摸索生成的，饱蘸着旧世界的血汗与泪水，为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鼓与呼。
　　九叶的名字是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杭约赫、郑敏、唐祈、唐、袁可嘉、穆旦。《九叶集》是这九位年轻诗人作品的合集。他们的作品诞生于那个血与火的特殊时期，抒写了当时人民的苦难、斗争与对光明的渴望，个性鲜明，风格严肃而沉静，被公认为中国百年新诗史的一座高峰。那时，辛笛熟读西方文学，诗风婉约蕴藉，又能将现实题材与现代诗艺有机融合，有印象派的风格；陈敬容自是大家闺秀，文思如琴键，善用敏捷的手指撩拨出神奇的和鸣；杜运燮想象跳跃，语言隽永，用现代派诗歌的机智和活泼的想象来记录人生波折旅程；杭约赫是诗人兼美术家，善于以不同的语言风格处理社会生活图景，作品凝练简约、细致深刻、诗中有画、自成一格；郑敏的诗似里尔克，为实现知性生命化的诗学追求，总是从日常事物引发对宇宙与生命的思索，并将其凝定于静态而又灵动的意境；唐祈自南方来，以独特的牧歌意绪在北方风情中建构了自由灵活的抒情话语，以高度的概括性、鲜明的形象性、浓烈的抒情性以及和谐的音乐性体现出中国诗歌文化的南北融合；唐是诗人又是诗评家，深得古典诗词之旨趣，又不受古诗格律之束缚，他的诗哀而不伤、清新隽永，处处体现着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并力求超脱于平庸惨淡的生活；袁可嘉是诗人，也是评论家、翻译家，他笔下兼具“信、达、雅”，用心传递着诠释灵魂的艺术，影响了一个时代审美情感；穆旦，最早凋零的一叶，却是一代诗人中最有能量的、可能走得最远的人之一，他是站在40年代新诗潮前列的旗手，诗才无可企及，在抒情方式和语言艺术“现代化”的问题上，他比谁都做得彻底，他最喜欢鲁迅的名言“有一分光，发一分热”，自觉地将现代主义者的追求和强烈的民族意识融为一体，书写现代主义者所关心的人本困境问题和中华民族的苦难与希冀，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了独属于他的深刻的足迹……艾青在近作 《中国新诗六十年》中曾这样评论他们：“日本投降后……在上海，以‘诗创作’为中心，集合了一批对人生苦于思索的诗人，辛笛、穆旦、杜运燮……他们接受了新诗的现实主义的传统，采取欧美现代派的表现技巧，刻画了经过战争之后的社会现象。”
　　九叶诗派，作为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流派，绝不仅仅是一个探索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相结合的新诗发展道路的诗人群体，年轻时的他们对中国新诗的发展、现状经常做些讨论，希望既发出时代的呼唤又要在诗艺上继承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借鉴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强调反映现实与挖掘内心的统一，诗作视野开阔，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历史感和现实精神，他们是为了承上启下才将四十年代创作的诗歌结成集，为的是将以前创作时的一些好的经验传授给年轻人。他们谦和真诚，甘做绿叶，在青春逝去的日子里重拾青春文笔，1981年11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最早的一版《九叶集》，该集从此作为诗歌的经典被广泛阅读传译。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是一个热爱文艺热爱诗歌的民族，中国经典中涵有不朽的力量，这力量长存，铸造了中华民族的丰厚文化，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孕育出中国从古至今流传不绝的诗魂。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昔日九叶诗人为救亡图存义不容辞，为连枝同胞写下种种诗篇，今朝广大文艺工作者、文艺爱好者更要为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担起重任。因此，当下我们更应翻开书页阅读《九叶集》，从黎明的枝头回望当下，让爱国为人的诗心再一次鼓动于我们的胸膛，务求中华诗魂流转，不凋不朽、常变常新，护佑希望新苗成林，开枝散叶，生生不息，让九叶绿意在光明的世界里，与其他诗歌一起共同传唱成中国文学历史中的丰碑，保证文艺的百花永远为人民绽放。（作者：徐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