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生活于趣味》中提到了出自《论语》的“知不可而为”主义与出自《道德经》的“为而不有”主义。
　　“知不可而为”主义是指我们做一件事明白它不能得到预料的结果，甚至于一无效果，但认为应该做的便热心去做。换句话说，就是做事时把成功与失败的念头都撇到一边，一味埋头去做；“为而不有”主义的意思是不以所有观念为标准，不因所有观念始劳动。简单说，便是“为劳动而劳动，为生活而生活”，不求报酬。
　　梁启超先生提到的这两个主义对我们当今功利化和浮躁的风气都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
　　“趣味主义最重要的条件是‘无所为而为’。凡有所为而为的事，都是以另一件事为目的而以这一件事为手段。为达目的起见，勉强用手段；目的达到时，手段便抛却。”
　　功利主义对于每做一件事之先必要问：“为什么？”胡适《哲学史大纲》上讲墨子的哲学就是要问为什么。“为而不有”主义便爽快地答道：“不为什么。”功利主义对于每做一件事之后必要问：“有什么效果？”“知不可而为”主义便答道：“不管他有没有效果。”
　　其实，成功与失败不过是相对的名词。天下之事有许多从一方面看是成功的，从别的方面看便是失败；从目前来看是成功的，从将来看可能就是失败的。世界离光明尚远，在人类努力中，有时偶有退步，不过是一现象。譬如登山，虽有时下，但整体来看，仍是向上走的。正如梁启超本人在1898年与康有为发起的戊戌变法，历时103天以失败告终，但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思想解放，使得思想文化得到发展，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
　　就像张晓风在《月，阙也》中以多个角度写月是不可能常圆的，即便有圆，也是稍纵即逝，“天地是有缺陷的，但缺陷造成了皱褶，皱褶造成了奇峰幽谷之美”。而梁启超所言“知不可而为”便是心平气和地承认这一切缺陷，并坚持想做的事，继续向前。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若事前横计算竖计算，反减少人做事的勇气。在他挑选趋避的时候，十件事至少有八件事因为怕失败，不去做了。不去尝试，固然不会失败，但同时丧失了许多成功的机会。
　　“宇宙缺陷正多，岂可一步登天？失望之因，即根据奢望过甚。”《易经》中言：“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人要能如此看，方知人生不能不活动，而有活动，却不必往结果处想，最要不得有奢望。伟大的孔子就有此人生观，所以“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在文章的最后，梁启超对青年提出了令人深省的几言忠告：“老子说‘宠辱不惊’。这句话最关紧要。现在的一般青年或为宠而惊，或为辱而惊。然为辱而惊的大家容易知道，为宠而惊的大家却不易知道。或者为宠而惊的比较为辱而惊的人的人格更为低下也说不定。五四以来，社会上对于青年可算是宠极了，然根底浅薄的人，其所受宠的害，恐怕比受辱的害更大吧。有些青年自觉会做几篇文章，便以为满足；其实与欧美比一比，那算得什么学问，徒增了些虚荣心罢了。”
　　在做学问中，我们要始终保持一种对知识的渴求，挖掘其趣味而不是功利化地追求分数，并且努力做到宠辱不惊。可以找几位共学的朋友，通过交流，彼此趣味便都摩擦出来了。
　　如何做到这“知不可而为”与“为而不有”，并使得“精神饥荒”得到救济？梁启超在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中对青年们提出两条方法：其一，裁减抑制物质生活，使其不得猖獗，然后保持精神生活的圆满。其二，先立高尚美满的人生观，自己认清楚将精神生活确定，靠其势力以压抑物质生活，如此，不必细心检点，用拘谨功夫，自能达到精神生活绝对自由的目的。
　　因此，作为青年，我们要做好自己的本分，在学业中“但问耕耘，不问收获”，抛弃妄念与悲观，方能享乐其中，生活于趣味之中。（作者：潘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