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好几个朋友问：“怎么好长时间没看见你写的文章了?”我顿时语塞。一想，自己大概有一年多没写东西了。怎么荒废了这么长时间呢？以前，在校报上偶尔发过几篇小文章，同学们惊奇之余，对我竟有了小小的佩服和期盼。他们说一拿到科大报，总是习惯性的直接翻到副刊看看有没有我的名字。我很内疚，真该死，怕是让他们失望了好多次吧。一位朋友开玩笑说：“你就灯下走笔，满足我的渴望也好啊！”我是不该继续偷懒，不能再找任何借口了。这样，朋友给了我提笔的压力。 其实，提笔写作真是有压力的，并非是这种偶然的外界压力，好多时候压力来源于自己内心的情感，压得你会在深夜里从床上爬起来，奋笔疾书。

我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我的感情太多，太滥，总是供大于求。不时为一些小事情小东西哀伤、叹气甚至辗转反侧，夜不成眠。但凡立大志成大事的人都是心胸开阔、豪放坦荡的，能容天容地容得下好多事情。而我自己却无论如何也是做不到的，我会让一只虫子在记忆里待上十年，会因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哭得整夜不睡。一只鸟，一片云，一棵树或是一朵花，在一些时候也会让我感慨万千。看来我注定是个渺小的人了。

有时候按捺不住感情，就有了写作的冲动。记得小时候有一次跟母亲下地，休息时，我发现有个黑黑的东西在蠕动。定睛一看，是一只指甲盖大小的黑色虫子。它抱着一个跟自己身体差不多大的圆球，一步一滚地向前爬。我好奇地问母亲：“这是什么东西啊？”母亲回答我说：“不知道，像屎壳郎，又不是。可那个小圆球一定是它的孩子，你怎么碰，它也不会放开。”我不相信，找来了一根木棒，轻轻一碰，它就“人仰马翻”了，两只前爪抱着那个东西，后爪不停地舞动。我以为它会放下来逃命去的，就像平日里见到的蚂蚁一样，一有动静，它们会立刻丢下食物，很快的跑掉。我用木棒拍打它的前爪好让它放手，这时它的后爪舞动得更快了，像是在挣扎，很痛很着急的样子，但前爪还是死死地抓着那个东西。我试过好多次，都是这样。母亲一直看着我的一举一动，她终于忍不住上来制止了我，并用铁锹轻轻地把它们连同一小培土放到了路边的空地上，说：“走吧，在这安全点！”我一下子意识到了什么，脸刷得就红了……我把这件事写成作文交给了老师，一番修改后变成了铅字，我的名字也第一次出现在书上。许多年以后，我还一直在想，一直在内疚，当时我小小的举动定是触伤了母亲的心。其实，对人对物都是如此-----孩子是母亲的生命！

我写的很多东西都是因为有类似这样的感触才完成的。或许也正是从那时起，我变得很细腻，甚至有些敏感，不时会有别人理解不了的情绪。高中时，一次在校园里闲逛，我顺手将吃了一半的饼干扔进垃圾桶，却没发现旁边站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她，真的是白发苍苍，头上的青丝寥寥可数，正佝偻着背，用一根木棍拨开垃圾，寻找着什么。她抬起头，脸色苍白，汗水挂在脸上，却和蔼的说：“小姑娘，吃不了就下次吃，扔了多可惜啊!”说着，弯下身子把那块饼干拾了起来，用嘴一吹，放进上衣口袋里，小声说了句：“还没脏呢！” 我们从那以后好象就成了“朋友”，我经常把旧书旧报纸收拾起来拿给她，她也告诉我一些自己的事情，“老头子死了，儿子家子女多，养不起，把一个孙女丢给我拉扯。吃饭倒是够了，可孩子得上学啊。就跟她爸爸要一点，我捡垃圾挣一点，维持着……”晚上，我哭着把这件事讲给舍友们听，大家一阵沉默后，都说：“大街上捡垃圾的人太多了，咱们想帮也帮不过来啊。只能同情他们了！”我哭得更伤心了，是因为自己无能为力而哭，因为怕再看见那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而哭。清晨起来，眼睛肿了，枕边湿漉漉一片。

我时常为了摆脱这种感情的压力，求助于纸笔。然而“最浓烈的感情难以表达出来，最脆弱的感情只能珍藏在自己心里”，这句话真的很正确。有时我一提笔或刚开个头，思路就被堵住了，想前进，却动不了，仿佛前面有一道高高厚厚的墙，只好作罢。这种走投无路的处境是因为被自己内心的感情淹没，才丢了思路，迷了方向，不知道如何去表达。我想自己一年多没写东西也是有这个原因的。好多次，展开了稿纸，笔却有千斤重，无从下手。还有的时候是写着写着却丢了自己，半途而废，中道崩卒。这才明白冯骥才为什么说自己头发里的色素都跑到稿纸上去了，白发越来越多。原来写东西有时真的很折腾人。但如果灯下走笔，一气呵成，写罢，会顿觉天宽地阔，心情舒畅，能写出心里想说的话总是有种难以名状的快感。

尽管平添了不少的忧伤和眼泪，但是我却怕自己某一天变得麻木起来，我是甘愿一生敏感多情的。在文革期间的遭遇和萧珊的死成了巴金一生背负的十字架，压在他的心头上，也体现在他的作品里，直到老人安详的离去。我想大胆仿造伟人的话——如果对生活的这种敏感是一个十字架，我也愿意背负一生。

希望能做一个用文字表达自己的人。我纸上的情感是我的财富，我笔下的字迹便是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