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盖茨据说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50岁生日时，他宣布要将所有的遗产全部捐给社会，不给子孙留下。
通过媒体我们了解到，像比尔一样的欧美人层出不穷，尽管他们从来不喊诸如“向比尔·盖茨学习”之类的口号。
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生前将自己95%的财富用于公益事业，巴菲特宣布将其财富的85%捐给5个慈善机构，以推动保健、扶贫、教育和普及资讯科技等公益事业。
类似的富人还有洛克菲勒、福特、范德比尔特、史丹福等等。
这在许多中国人看来很天方夜谭，考虑到这帮美国佬平时赚钱的精明，很多中国人在赞赏之余，下意识里可能会觉得可惜：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因而，赞赏归赞赏，事实上绝不会和自己的行为联系起来。
早年读书，曾见一则禅家故事。
源律师向大珠慧海请教：“和尚修习禅道，还用功吗？”
“用功。”
“怎样用功呢？”
“饿了就吃饭，困了就睡觉。”
源律师很是疑惑：“别人也都是这样，饥餐困眠，岂不是和你一样用功了吗？”
“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呢？”
“他们吃饭时不肯吃饭，百般挑拣；睡觉时不肯睡觉，千般计较。因此，他们与我的用功不同。”
人到中年，不觉间对这则故事有了自己的理解。
人生的真正意义，用禅家的观点看其实很简单，就是吃饭睡觉挑水砍柴。但他们的行为却与普通人有着质的不同。他们的吃饭睡觉没有种种物欲的干扰，是纯粹的生命历程。
求道者舍弃了物欲，在宁静中体味生命。
芸芸众生一生奔忙，在物欲中堕入痛苦。
在这个层面上，笔者觉得，比尔·盖茨这帮家伙，其实是真正悟到了生命的意义。
卡耐基说：“腰缠万贯死去，是一种耻辱。”赚钱只是他们的人生历程，以己之力，造福他人，才是他们的人生目的。过多的财富，对个体生命来讲，没有任何意义。人生的幸福只能来自精神，而不是物质。过多的财富，不仅不会给后人带来幸福，相反，没有附着人生努力的财富，只能膨胀人们的欲望。欲壑难填，人自然就陷入万劫不复之境了———“富不过三代”，铮铮铁理，千古不易。
与比尔卡耐基们相比极端得多的是介之推。他帮助晋文公重整山河，却放弃了功名利禄，归隐山林———甚至，他宁愿被烧死也不肯走出那片山林。对此，很多人不理解：功名利禄，难道比死还要可怕？
两千多年后，一个居无定所靠抄乐谱为生的法国人理解了介子推。这个法国人写的歌剧《乡村卜师》感动了国王，国王决定赐给他一份年金。他拒绝了，理由是“有了年金，真理完蛋了，自由也完蛋了，勇气也完蛋了。从此以后怎么还能谈独立和淡泊呢？一接受这笔年金，我就只得阿谀奉承，或者噤若寒蝉了。”这个人的名字叫卢梭。
上面谈的，用一句话归纳，就是人的幸福观问题。不过，无论是比尔、禅家还是介之推，对于普通人来说都没有具体操作意义。要求那些为孩子学费发愁的人去学比尔·盖茨是扯淡，希望普通人立地成佛也是画饼充饥，而鼓励大家宁死也要躲开名利，更是黄粱梦语。但这些故事，却对每个生命都有借鉴意义：生命的本质不是名利，如果一切都为了名利，那便离幸福越来越远了。
一谈到淡泊名利，就有人想到“消极”二字。我们骨子里对生命的认知总透着浅薄和功利，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了名利而孜孜以求，甚至将这种孜孜以求树立为后来者的榜样———如果舍弃了名利，就会被认为是另类、消极。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需要的是奴才，培养奴才最有效的工具是名利。所以，封建价值观必然把名利置于首位，任何强调个体生命价值的观念，都是对主流专制文化的侵蚀，就会被认为是消极的，甚至遭受形而上或形而下的打击。
其实，一个人的价值，一件事的价值，不仅要从社会的角度来衡量，也要从生命的本质来评价。以社会关系对生命进行估值，是对生命价值的戕害。经常看到媒体批评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功利化。严格讲，这种批评并不准确，功利化一直是我们的传统，并不存在“越来越”的问题。当然，这种功利化是可以理解的———启蒙未发，封建不远，生命价值屈从于基本生存条件也在情理之中。
但对于已经步入社会中等阶层的知识分子来说，继续渴望名利就有些过分了。我们即使没有比尔·盖茨的富裕，但也远离了颜回的清苦。如果这个阶层都无法引导国人对生命本质的认知，那么，我们这个民族将依然无法缩小东西方人文文化的差距。
对生命本质的正确认知，一个看似宏大的论题，在生活中做起来其实简单得很。比如说努力做好自己份内的事，做好自己喜欢做的事，尽力不为名利做人做事，尽力不想着名利做人做事，就像曾国藩所说：“但问耕耘，莫问收获”。如果成天想着怎么用自己的努力去换更多的财富和更高的名位，那便入了魔境，自此，幸福便与你永别了！（作者：孙善清）
